「鹿港小镇」是罗大佑第一张个人专辑《之乎者也》的开场曲，轰轰烈烈地标志了新时代的开端。这个名字，是让当代华语流行音乐从「天真」跨向「世故」的转捩点。
罗大佑歌喉粗犷、咬字含糊，以彼时「金韵奖歌手」的标准来看，恐怕「不登大雅之堂」。然而一旦融入摇滚曲式，配上辛辣沈郁的歌词，却成了最完美的载体。罗大佑的黑衣墨镜爆炸头、充满压抑与批判的歌词、桀傲不驯的态度，都是台湾乐坛从未领教过的苦药。然而深究其作品，仍然可以找出与「民歌」时代丝丝缕缕的牵连：他跟杨弦在1975年不约而同选择替余光中的「乡愁四韵」谱曲（尽管「罗版」迟至1982年才问世），在他的早期几张专辑中，我们也看到了郑愁予的「错误」和吴晟的「吾乡印象」，呼应了民歌时代「以诗入歌」的传统。而这段时期和罗大佑合作密切的录音师徐崇宪，正是当年「金韵奖」全盛时代的王牌录音师。
罗大佑当然不是台湾第一个在作品中使用摇滚元素的歌手，然而他确实是同时彻底实践摇滚的「技术形式」与「精神内容」的第一人。罗大佑的语言，较诸「民歌」时代的许多作品更近口语，直白生动却又不失诗意，这种用「生活语言」写歌的示范，其实有著极为讲究的「词曲咬合」的功力，也启发了华人世界无数后继的创作者。
事实上，写「鹿港小镇」的时候，罗大佑压根儿没去过鹿港。然而这首歌刻划的离乡青年在都市丛林经历的幻灭，对照被「现代化」铁蹄无情碾碎的农业时代的「故乡台湾」，那句悲忿莫名的「台北不是我的家」，著实唱出了许多遊子的心情。
经历了七○年代的「寻根」、「乡土」热潮之后，台湾已经慢慢离开农业时代，迈向加工出口的工业时代。八○年代的台湾则急速攀上「现代化」、「都市化」的高峰，城乡差距愈拉愈大，服务业人口渐渐要追上制造业的人口。政治气氛的松动、资讯管制的有限放宽，也让创作者愈来愈敢于试探言论的边界。同时，承袭自七○年代的「大时代」自觉依然无所不在，对写歌的知识青年来说，「使命感」还不是可以轻松卸下的包袱。罗大佑的歌，正纪录了这么一个山雨欲来的关键时刻。
当时初创未久的「滚石」唱片，在发行罗大佑专辑的时候，首度动用了「唱片企划」的概念，主动向媒体提供新闻资料，详细解说专辑背后创作与制作的故事，展现出「文化事件」的野心。八○年代中期以后，台湾唱片业迈入「企划导向」时代，把这样的手法推到了极致：音乐人盱衡市场趋势，针对听众心理设计主题，配合强势行销宣传，「企划概念」先行，词曲作者萧归曹随、接单订做，也成功打造不少名作。
论及「企划导向」最经典的例子，莫过于李宗盛操刀的「都会女子」路线：张艾嘉的《忙与盲》（1985）、潘越云的《旧爱新欢》（1986）、陈淑桦的《跟你说，听你说》（1989，收录「梦醒时分」）、娃娃的《大雨》（1991）......李宗盛成功让这她们告别「偶像歌星」时代，「转型」成有血有肉、有态度、有故事的歌手，其中陈淑桦的《跟你说，听你说》创下百万张的销售成绩，替台湾唱片业的巅峰荣景留下空前（也可能是绝后）的纪录。
当年也有几张厉害的「概念式专辑」，都是把整张唱片视为一完整作品的尝试。民歌时代崭露头角的制作人李寿全，在八○年代初制作了摇滚女将苏芮的钜作《苏芮专辑》（1983），收录吴念真填词的「一样的月光」，酣畅淋漓，替初创的「飞碟」唱片公司打下半壁江山。李寿全本人迟至1986年才发行的唯一一张个人专辑《八又二分之一》，和吴念真、张大春、詹宏志、陈克华等文坛健笔合作，也是气质出众的摇滚杰作。同样是制作人出身的李宗盛，首张专辑《生命中的精灵》（1986）直探个人生命史的幽微角落，坦诚而细腻，替后人所谓「城市民谣」一派立下了难以超越的高标。
八○年代中期以降，唱片市场版图重新分配，在「企划导向」的全盛时代，「滚石」以创作歌手为主力，「飞碟」则推出一系列「少年少女偶像歌手」，各自引领风骚，再度开发出全新的市场，也拓宽了流行音乐的边界。这段时期，MIDI电脑编曲的普及带来音乐「生产工具」的革命，大大降低了「做音乐」的经济门槛。林立的「工作室」成为类型实验的滩头堡，也是彼时音乐文化蓬勃发展的象征。此时台湾也历经资讯爆炸洗礼，言论尺度大开，经济起飞间接带动了娱乐与文化工业的发展。唱片的分众市场初具规模，「水晶唱片」这样个性鲜明的独立厂牌出现，也扮演了特定时期的「启蒙」角色。
1987年，台湾解除戒严，政治、社会、经济、文化各领域压抑多年的能量骤然爆发，这股力道一路延续到九○年代末，这十年遂成为台湾唱片史上最自由、最丰富、「百花齐放」的黄金时期。「新母语歌」的风潮在这段时间催生许多杰作，从「新台语歌」到「原住民创作曲」与「新客语歌」，精神上或有与当年「乡土」、「寻根」风潮唱和之处，在形式上则更较彼时丰富多元。
原住民歌手在九○年代开始大放异彩，张惠妹、动力火车、郭英男、纪晓君、陈建年、巴奈、王宏恩、北原山猫、槟榔兄弟、昊恩与佳佳......这些歌手各有各的风格流派，也都在各自的领域缔造了丰富的成绩。随著原住民的正名与认同渐成主流媒体共识，「族群共荣」成为「新台湾人」的「政治正确」主张，音乐人也乐于尝试引进不同族群的音乐元素。才女黄韵玲的「做我的朋友」（1993）在副歌用了太鲁阁族的母语，极受欢迎，陈升领军的母语摇滚组合「新宝岛康乐队」在「欢聚歌」（1995）中更把原住民的吟唱融入闽、客混合的唱词中，算是「族群共荣」最彻底的实验了。
台湾的唱片荣景在九○年代末开始走下坡，专辑销量一路下跌，唱片公司纷纷裁员缩编、大砍预算，「企划导向」竟沦落成「业务导向」。然而也是在这段时间，「小而美」的独立厂牌纷纷崛起，与传统「主流」唱片厂牌分庭抗礼，最精彩的原创音乐，几乎都是独立制作或独立发行的作品。此外，科技一日千里，录音软体的功能愈来愈强，个人电脑已经可以录出专业级的作品。生产工具既已「下放」到「人人玩得起」的程度，加上网路环境的成熟，「分享」和「发表」都不必完全倚赖传统媒体模式，箇中潜藏的能量，是非常惊人的。音乐的「生意」或许未必像十年前那么好做，「由下而上」自发诞生的好创意与好作品，却肯定会愈来愈多，放眼未来，我们实在不需要过份悲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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